2014年太陽花學運，是我少數幾次走上街頭甚至去靜坐抗議，那時總覺得這些學生很猛，也對於國家的事很有想法，該堅持的事可以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段，老實說，我很佩服。
事件之後的一個聚會，一位年紀相仿的劇場友人突然提起，「我羨慕他們的勇氣，我覺得自己是那個默言的一代。」在座還有我的指導教授，馬上對這所謂「默言的一代」感到有趣。友人說自己見證台灣經濟成長的那個年代，歷經解嚴，台灣從一黨獨大逐步開放走向民主，長在一個威權和逐步自由的矛盾時空裡，被老一輩教導要服從威權，在這時代只要努力都能賺夠多的錢，養好一個家，政治不是小老百姓有能力關心的。
教授說他親身參與過「野百合學運」，他雖然長在一個威權時代，那一代人卻是勇於爭取，一個一個事件推動著台灣的民主進程。友人繼續說，作為我們這一代，雖然在經濟成長中享受的其帶來的利益，也備受呵護(或說壓抑或管制呢?)，念好該念的書，做好該做的事，其它事情都不用太關心。加上父母都在這一波經濟熱潮中努力，很自然的，變成「成為群體一分子」就好，自己的想法不確定該不該說，放在心底就好，時間久了也變成不懂如何表達。
他的說法立刻引起我的贊同。但我們的下一代又很不同，他們在一種更多元更自由，在一種鼓勵表達自我的環境中成長，有更多選擇不必去硬擠著大學窄門(因為門已經變寬了!!)，更習慣(或者精於)享受科技便利所帶來的改變，民主和不服從早深植在血液中，更勇於表達也更敢於追求。所以呢，我這年齡層真的是「默言的一代」了吧 ?
席間聊到野百合前一年的六四，那是我沉迷於音樂的時間點，但我對於六四整個進程還有著模糊印象，那個要求改革開放的運動，對台灣來講是個很好的「大內宣」。身在民主的一方而言，當然認為政府會妥善解決，做出一定的妥協，讓人民的訴求得到一定的滿足，這不就是政府應該為人民做的? 然而那天那張一個男人站在坦克前的照片令人心驚，然後傳來血腥鎮壓的新聞…人民的訴求被政府否決，人民被強制手段「處理」，對當時的我來說覺得很可怕很不可思議，我是慣於隱藏自己的話語不說，但被強制消除的聲音則是更深層的驚恐，你意識到自己畢竟還在比較「自由」的地方。
「可是野百合運動成功了。」教授說。「那真是一輩子裡少數驕傲的一件事。」沒錯，野百合終結了萬年國會，讓台灣民主再往前邁進。但是對岸的運動被強制中止，還成為一件在牆內不得被談論的事。
至於向來沉默的我，何時才學會表達 ?其實就在逐漸完成的音樂裡，在我進入劇場圈工作之後，漸漸地改變，學會如何表達，也逐漸擺脫不知何來漫長的憂傷，學會在該說話的時候，該做正確的行動時，堅決挺身而出。還有很慶幸自己還在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。
對於這段歷史，我想在台灣這不會被埋沒。在近代史裡，這事件絕對會被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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